2020北京医学创新与转化大会｜北京医学会

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周建新：让病人获益才是医学成果转化的终点

伴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落地，医学创新备受关注。从一个初期的医学创新构想到实验室成果，再到技术转化为成熟的商业产品并实现产业化落地的过程是漫长而艰巨的，有哪些难点和雷区？又该如何规避？日前，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周建新接受健康界专访，分享了他在医学创新与成果转化方面的所思所想。

北京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 周建新

政策主导医学成果转化

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是一个周期漫长、投入巨大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配套对于项目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这无疑为广大医疗科研工作者厘清了创新的重要性。

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作为三级公立医院未来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考核评价体系中，持续发展的考核维度下设的“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尤其引人注目。

以北京为例，202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更为医疗机构的成果转化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有目共睹。

周建新向健康界介绍，北京市天坛医院始建于1956年，近半个世纪以来，以王忠诚院士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专家，奠定了医院在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北京天坛医院的创新与成果转化相关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包括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介入、神经影像以及神经重症等方面，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北京天坛医院已经解决了海绵窦肿瘤、颅底中线肿瘤、颅内外沟通肿瘤、脑室内病变等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在垂体腺瘤、脊索瘤、颅咽管瘤、颅底脑膜瘤等颅底复杂疾病和脑室、脑池疾病的内镜手术等领域，从临床研究到技术开发，都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绩。

“医学创新受外部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少的，由内而外的驱动力才是让医生持续开展医学创新工作的重要的支撑点。” 周建新认为，由于医生“高学历、强自制力”等特点，“自驱力”已经成为医院医学创新成果转化人才的必备属性。

医工结合促进成果转化

政府一些列政策的发布，使我国科研成果在产业化的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加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例如部分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仍难以真正与市场接轨等。周建新告诉健康界：“当下主要的问题依然是难以实现成果转化。”

“成果转化涉及到的医工结合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单靠医生个人或靠科室来推动医学成果转化是不现实的。” 周建新认为，一方面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政策瓶颈是医院在推进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家还是北京市都开始探索医学成果转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医生和研究人员对于后续医学成果转化的关注度不够，研究人员常常在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其对于创新成果转化的内在驱动力就停滞了。另外，包括宣传层面、相关知识普及层面也需要去加强。

工程类研发人员由于缺乏医学背景，不了解临床需求；而医生虽深知临床痛点，却不知如何通过技术来解决。这样的信息不对称，也成为当下医学成果一大问题。周建新认为。加强医工结合、共同推进医疗创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

医工结合应医生提出临床需求，工程师负责产品设计，双方在沟通协作中不断修改，最后再回到临床进行临床试验和评价。双方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能够发挥长处，互补短板，共同实现医疗创新产品的开发和创新。

“研究成果的发表，能够产生效益的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中包含的方法、理念、流程被真正运用到临床实际，最后让病人获益才是终点。”周建新说。

对于医生在医学创新成果转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周建新认为，医工结合的双方都有各自的职责所在。“让临床研究者去承担他本不在行的职责，那么效率是低的。换言之，企业若是过早介入到临床研究，则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周建新建议，医工所扮演的两个角色的职责应该划分清楚，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才能提升效率。